在相当层次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工作中，有人称他是“既锐意改革又实事求是”，有人说他“开明民主而又严谨稳重”，还有人认为他“是一位学者型的、有威信的组织者、领导者。”他，就是桂世镛。 严谨的治学态度 桂世镛，１９３５年生，湖州市南浔镇人。五十年代初，桂世镛从玉门油田考上人民大学，攻读“工业经济”。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（即现在的社科院）经济研究所，幸运地成为经济学家孙冶方的部下。因勤奋和虔诚师法孙冶方先生的治学精神，他的学术研究和经济理论得到长足进展，短短几年就拿出了一系列符合经济运行规律，又有独到见解的论文。如：六十年代初，他协助孙冶方先生起草管理体制的报告，提出体制问题的核心并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而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；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企业也应该考核利润等。他曾作为马洪同志的助手，根据薄一波同志的要求编写了《工业七十条》的权威性很高的《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》一书。他没有盲从苏联政治经济学中那种忽视经济体制的倾向，提出所有制解决之后，经济体制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在所著《国营工业企业责任制》一书中，他最早提出了明确企业内部层层责任并使之同奖惩挂钩的必要性……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就因为桂世镛在科学院工作时，追随孙冶方进行经济研究，他同孙尚清、刘国光、董辅礻乃等被打成张闻天、孙冶方“反党联盟”的所谓“八大金刚”，还被污蔑为孙冶方培养出来的“修正主义苗子”，他参与编写的《工业七十条》及宣传资料作为“大毒草”来批判。期间，桂世镛等经常和孙冶方一起受到批斗，历经坎坷。 １９６９年，桂世镛被下放到湖北潜江“五七”干校劳动。也曾经插队到贫下中农家中，当时农村生活很苦，他住的农家户主是瞎子，又患开放性肺病，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住，但他坚持住下了。为了防病，他带了点大蒜。在那里，他一面参加农业劳动，一面做社会调查，与户主及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友谊。离开后，他还念念不忘如何使落后贫困的农村富裕起来的问题。 在桂世镛看来，他的治学态度得益于老前辈。他说，“老前辈对我影响很大。首先是孙冶方对我的影响很深。一个是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再一个是治学严谨，不是这股风来了往这边倒，那股风来了又往那边倒。孙冶方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受到批判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从不否认。只有别人硬说他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，他不承认了。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应该重视利润这些观点，他坚持了八年！他的研究都是以实际为基础的，很扎实。他的出发点也都是为了国家好。” “张闻天同志给我的印象也很深。文革初期揪斗他时，一定要让他揭发所谓的６１个叛徒，可他坚持自己一身承担，说有关报告是我批准的，我是那时候的总书记，有权决定。张闻天在危难时刻这样做，给我印象特别深！” 饱满的工作热情 直至１９７７年，桂世镛才重见天日。从“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”起步，他开始参与宏观经济决策。他工作非常勤奋。常常白天在研究室里埋头苦干，研究课题，撰写论著。晚上回家，在房间里继续写作，为了不影响家人睡眠，经常关了房间里的灯，拿着台灯到厕所间里去看书、写作，这样，厕所间就成了他晚上的工作室了，到深夜才休息，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一大早就赶到院里上班。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，他不知多少次参与或主持起草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和文件。如１９９３年，桂世镛协助朱钅容基负责全国宏观经济调控，具体策划宏观经济调控举措。在其后一年时间里，平息了１９９３年全国物价狂涨，抑制通货膨胀，为中国经济成功“软着陆”作出贡献。在九十年代初期，桂世镛在国务院综合研究协调小组任副组长。期间，主持过有关国有企业问题、社会保险问题、财政体制问题、物价税收改革、加速转化科技等十多个重大经济改革课题的研究，他和小组同志们一起默默地耕耘，成果累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