１９８２年春节，戏曲《五女拜寿》由嘉兴地区越剧团在湖州影院首演，当即引起轰动。此后，在香港、新加坡演出。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３日，新加坡的《联合晚报》曾具体地报道悲喜剧《五女拜寿》的演出盛况，说这戏在新加坡演出，“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，甚至有些观众在《行乞》一段中，感动得走向台前，将钞票抛上戏台，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幕。”《五女拜寿》演出成功，首先应当归功于这戏的编剧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，时任嘉兴地区文联主席顾锡东。 传统剧和现代剧 顾锡东是嘉善县西塘镇人，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。顾锡东幼年进本地的私塾读书。他读书用功，才思敏捷，吟诗作对又好又快。因而，私塾老师非常称赞他。 但战乱年代，不可能给人以安逸和恬静。不久，家里房屋遭火焚，父亲亡故，生活难以为继。１５岁的顾锡东来到酷爱写诗的姨父家，目的是学中医。可是，他的姨父教诗的劲头却大大超过教医的劲头。这期间，姨父要顾锡东除抄写《本草纲目》外，还要他每天写出一首诗；并且要顾锡东替《红楼梦》中的每一个人物作诗一首，由他自己亲手来批改点评。在这些日子里，顾锡东勤奋好学，获益不浅。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，顾锡东怀着激情，积极参加镇和县里的群众文艺活动。他整天不知疲倦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勤奋写作。 １９５４年，他出席了浙江省第一次文代会。大会号召与会作者带头写剧本，努力为各地的剧团提供新剧目，这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忱。第二年上半年，顾锡东写出了大型越剧《五姑娘》。这剧本讲的是清代长工徐阿天和地主女儿五姑娘的悲剧恋爱故事。这是顾锡东的成名作。１９５７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戏曲会演时，它荣获剧本一等奖；１９５８年浙江越剧团到北京献演时，又深受首都戏剧界的好评。 １９５６年２月，顾锡东调到省文化局剧目室工作，如鱼得水。多年积累的广博知识，一遇上适宜的土壤，艺术之花便得以迅速开放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经他整理加工的剧目，就有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龙虎斗》等１６个之多。１９５７年浙江省举行第二届戏曲会演时，顾锡东创作和整理改编的剧目有１１个，其中《五姑娘》、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、《龙虎斗》、《香罗带》、《双狮图》等获得了一等或二等奖。１９５９年冬天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这个戏。省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得知后，立刻组织了由顾锡东等同志参加的整理小组。经过他们的努力，整个剧本的思想性、艺术性更加完美。后来，这电影一与观众见面，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一时轰动了整个电影戏剧界。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都为之题了诗。影片流传海外，也获得很高的评价。 顾锡东不仅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成果丰硕，而且又是一位现代戏剧创作的高手。他生活在江南的水乡。解放后的新生活，给他以激情，给他以素材。短短的五、六年的时间里，他就写出一连串的现代戏。其中《沈梦珍》一剧，取材江南水乡一位劳动模范的事迹，剧本写得生动，扣人心弦；《银凤花开》是反映杭嘉湖农村养蚕生活的现代剧，它以生动的喜剧手法塑造了一群农村养蚕姑娘的形象。这两个本子，后来都改编拍成电影，为广大观众所赞赏和喜爱。 但是，现实生活不象古代题材那么简单。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本质和趋向的认识，是在实践中逐步加深的。顾锡东在实践这个公正的法官面前，坦荡而庄严地接受检验。一次闲聊中，他深沉地说：“从１９５５年开始，心目中总是把一些‘左’的东西当作正确的，把农民正常生产的事作为资本主义来批，把农民对我们一些不正确做法的正常反对和不满，看成是他们的落后。”他讲了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他们去一个地方演出，开始当地农民非常热忱，非常客气，什么都拿出来招待。可是，晚上看了戏，却气愤地把借给他们的东西都拿了回去。他说：“当时我们真想不通，送戏上门，为他们服务，竟还会对我们如此气愤！现在，我明白了。” 不久，顾锡东也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跨进浩劫的十年。在那些年月里，他经历了许多正常年头无法想象的事。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终于，神州大地上空的阴霾被驱散了，冰雪消融，大地回春。从此，顾锡东又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激情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仅仅几年工夫，他就接连写出了《红叶经霜》、《花落花开》、《复婚记》、《汉宫怨》、《五女拜寿》、《姐妹缘》、《三救郎》、《桃花井》、《强者之歌》（与人合作）等现代剧和历史题材的新戏。这期间，他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高峰，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就创作了二十多个剧本，多数剧本一上演就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。